远洋捕捞指异地执法罚款或冻结企业资金，相关机构先选定执法对象，然后想方设法寻找或制造办案证据，让对方花钱消灾。一些民企为此叫苦不迭，尤其是民营经济发达的江浙、广东等沿海地区。这些外地执法机关主导的跨省抓捕，让涉案民企蒙受巨大损失，甚至遭遇灭顶之灾。

比如，媒体报道，广东某保健品公司，因某地一居民购买了2000元产品报案，外地警方以涉嫌诈骗为由对其跨省执法，多名企业高管和员工被抓，企业账户被冻结，公司上市计划被迫中止;浙江新湖集团因一名股东牵涉一起行贿案，导致该集团上百亿资产或将交由湖北某地国资委。

远洋捕捞式趋利性执法近期备受关注，多家媒体报道个别地方民企遭遇跨省执法，异地查扣冻结巨额资金，致使民企陷入困顿。

据了解，近年来为完成工作指标，同时承受经济下行之下的“创收”压力，一些执法办案机关跨省、跨区域违规异地执法呈抬头趋势，法律届人士将其形象地称为“远洋捕捞”，类比渔民出海获得渔获。出于利益驱动，部分地区的执法机关在并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，违法违规异地抓捕、查封、冻结、甚至划转外地民营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。

媒体披露的相关信息显示，自2023年以来，南方某省很多企业遭遇异地执法，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，而且部分案件有较明显的逐利执法动机。

远洋捕捞的原因

财政吃紧，是远洋捕捞的成因，这是很多媒体下的结论。但财政吃紧，有很多处理方式，比如减支，比如出售国有资产，比如培育新的税源等等。这些方法，从中央层面，都是在反复要求的。

从要过“紧日子”，到停建无效益工程、到盘活国有资产，清理体制内冗员，都是在今年由国务院自上而下推动的应对财政困难的手段。

但财政依然紧张，是这些手段没有执行吗？当然是部分执行了。但财政的压力依然是巨大的，导致减支改革的动作难以有实质性的成效。地方政府最大的支出困难在于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事权约束过多。

大量的各种支出，都是由中央及各部委通过各种文件、政策进行规定的，你是无权减少的，不管是义务教育、医保社保、生育补贴、幼儿园公办、扶贫支出等等，这些支出作为保民生的要求，是不能动的。

同时，地方政府其实是房地产链条中的一个供应商，土地财政在这一轮房地产债务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，政府炒房炒地，炒成了地主和房东，背上了大量的债务。仅仅是债务利息，以及各种到期的债务，让地方政府压力与日俱增。

地方政府与恒大不同，恒大是一个企业，可以破产，可以倒闭，还不起债，债主也只能认倒霉，但地方政府是一级政府，他们无法像企业一样在萧条期被清算，恒大的供应商可以认倒霉，但政府的各种供应商拿不到钱是不会罢休的。

当地方政府涉入经济过深时，就面临着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本质不同导致的困境。在事权不减的情况下，大规模的政府裁员也难以出现。更何况，政府裁员在中国要出现的概率很低。

如果完全针对本地企业来增收，那会导致进一步打击本地的税收，经济都在下行期间，你再打本地企业，那不是更惨。

远洋捕捞，就成为了一种中国特有的现象。